□金陵晚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朱彦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1986年，三星堆遗址1号、2号“祭祀坑”震惊世界。夸张的纵目面具、高大的青铜立人、奇特的“通天”神树，揭开了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

近日，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三星博物馆副馆长冉宏林来到“南博讲坛”，以《三星堆与中华文明》为题，介绍了三星堆遗址自1929年首次发掘以来的考古历程，特别是2019年以来6个新“祭祀坑”中的一些重大发现，分享自身多年三星堆考古的发现与思考。

印证文献记载

古蜀王国并非子虚乌有

三星堆的故事始于1929年。三星堆在1934年有过一次短暂的发掘。1986年，考古学家意外发现了两座“祭祀坑”，人们今天在三星堆博物馆中看到的那些标志性的器物――双眼凸出的青铜面具、连接天地的青铜神树、双手不知持何物的青铜大立人、表现三星堆人对太阳崇敬之情的青铜太阳轮等，均出自这次发掘。

这些丰富而又罕见的出土文物，每一件都是无与伦比的绝世珍品，为人们了解神秘的古蜀文明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它们真实地印证了文献古籍中的记载，并由此可知，传说中的古蜀王国并非子虚乌有，而是如此灿烂。

2020年9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国内多家科研单位和院校，正式展开新6坑的考古发掘工作。在多学科、多机构的聚力及现代科技手段的充分运用下，一系列超乎想象的新发现不断涌现。

4号坑中发掘出的3件扭头跪坐铜人，以极为写实的人体造型区别于先前抽象、夸张的器物，尤其对于各部位细节特征的把握极为精细，手指关节处的凹窝、腿部的肌肉线条、抓地的脚指头等均展现出三星堆青铜人像铸造技艺的高超水平。

8号坑中出土了迄今为止最大的青铜神坛，整体造型十分繁复。

5号坑中的黄金面罩被认为是附着在青铜人像上的，在工匠的锤打下质地如纸般轻薄，尺寸比正常人脸稍大，造型则是先前大家所“熟悉”的招风耳、菱形眼、高鼻梁、大咧嘴，整体看上去威严而神圣。

7号坑的“镇坑之宝”龟背状网格形器是铜器和玉器的复合件，形似烧烤架，同样是一件“前所未见”的器物。

这些独特的造型和精美的制作，再次证明了三星堆人浪漫的艺术想象与创造力。

考古发现

古蜀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文明中心

其实，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是古蜀先民的栖息之地了。但由于传世文献对古蜀早期历史的记载非常模糊，故而云遮雾绕，一直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

直至近代，有了三星堆等考古发现，古蜀国的神秘面纱才一点一点被揭开。

冉宏林表示，从三星堆遗址的基本情况、当时人们的衣食住行，还有祭祀活动等全方位体系中，能够看出来三星堆遗址中的城墙建筑、锅碗瓢盆儿，吃的水稻、小米，跟国内其他地区是完全一样的。“我们有一句话叫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是说三星堆遗址当时的经济基础和国内其他地方的经济基础是一样的，还有就是三星堆遗址中，尽管有一些看起来独树一帜的，但是它也有很多跟国内其他地区相似甚至难以辨别的器物。”冉宏林在现场列出6件来自不同遗址的铜尊图片，有重庆巫山地区的双堰塘遗址出土的铜尊，有湖南洞庭湖岳阳地区发掘的铜尊，还有三星堆遗址发掘的铜尊等。“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铜尊基本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至少长江流域的青铜尊都是很相似的，铜更是如此。”

由此可见，三星堆考古发现揭示的古蜀文明，是中国古代南方文化系统长江上游的一个重要文明中心。

南北交融

三星堆文化内核是“中华”

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青铜神坛、黄金面罩……这些文物在以奇妙诡谲的造型吸引大众眼光之余，也让许多人对此不禁感到费解，三星堆到底从何而来？

考古研究发现，三星堆出土的器物，既体现出了鲜明的本地特色，又受了来自中原等地文化的影响，从而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有力证据。

“青铜顶尊人像、龙形青铜器、神树纹玉琮等文物，细细解构后其实都能够看出，其背后与中华文明圈之间的联系。”冉宏林说。在明确三星堆文化独特性的同时，还应当看见其与中华文明的一体性。

此外，神树背后所蕴含的中华文明“天人合一、万物共生”的和谐理念，顶尊跪坐人像所彰显的对于文明礼仪的尊崇，以及大量龙形象的器物等，均是中华文明的经典元素，充分说明了古蜀先民拥有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